有一所诞生于1861年的“小”学校，小到只能以“学院”来命名。它又是一所牛到让所有人仰视的学校，培养了85名诺贝尔奖得主，位列全球高校第一，我想你已经猜到了，它就是MIT麻省理工学院。
创新密码：老孙走马东海岸
第一集 “不务正业”的教授
提起MIT，你以为那里到处都是理工书呆子、科技宅男?那可就大错特错了。要知道，MIT校训是“Mens et Manus”，来自于拉丁文，翻译成中文就是“知行合一”的意思。
对于MIT而言：“知”是创新、“行”就是创业。那里的大牌教授不但研究做到极致，用他们的研究开起公司赚起钱来也一点不手软。
看点01
从实验室到市场，创新赚大钱
比如被誉为MIT创业教父的爱德华·罗伯特，这位牛人不但写过十几本书、发表过一百多篇文章，还投资过几十家公司，其中包括张朝阳创立的搜狐。MIT甚至以他的名字命名了“青年创业家杰出领袖奖”，得奖者里有戴尔的创始人。
有趣的是，顶着“创业教父”名头的罗伯特并不是MIT在创业方面最厉害的，还有一位大神也叫罗伯特，更是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这位老兄叫罗伯特·兰格，他发表过1190篇论文，其中在Nature和Science上面发表的文章合计为44篇!
这是个什么概念?任何一位科学家在上述两个期刊上发表一篇文章，那就可以吃一辈子了，更何况他还拥有811项专利。以他名字命名的实验室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生物工程实验室，孵化出大量生物医药企业，影响力遍布全球。
而在擅长“知行合一”的MIT大牛们看来，谁的钱最好赚?当然是政府!那些需要大规模投入的通信、军事、航空航天等领域，在近百年来诞生了大量由MIT校友创立的公司。
随便举几个例子：比如二战时期几乎决定盟军胜负的军用雷达、人类第一台能够实时处理资料的旋风计算机、空军最先进的B2隐形轰炸机等，这都是MIT校友公司的杰作。
有了政府的钱垫底，把相关技术应用到民用，然后开公司赚钱，这大概算是“军转民”套路的先驱了。当然，在MIT，这套做法有个更高大上的名称：学校、政府、产业界“政产学研”三螺旋模型。
政府和学界“联手”了，你以为接下来的研究会开始“不受控制”了?告诉你：并!没!有!
“名利双收”的教授们并没有对政府感恩戴德，反而抗议说一味迎合政府和军事的需要会让研究失去方向的自由，甚至曾有学生在MIT的校名雕塑(三个字母)前面悄悄增加了两个字母“V”和“O”，成了“VOMIT”(令人作呕)。1969年，校方决定撤出大量的军方项目并转让了一些军事相关研究所。
可是，与军方的疏离非但没有减少MIT的资金来源，反而使它得以面向市场创办出大量的企业。2009年考夫曼基金会有一个调查，说MIT校友创办的企业已经超过25800个，按照产值计，已经相当于全世界排名第11的经济体，这让全世界所有大学叹为观止、望尘莫及!
所以，如果时光倒退30年，排名第一的创业重镇绝不是硅谷，而是以MIT为中心的128公路。
看点02
有校长“撑腰”，“跨界”出成果
MIT的一大特色是“跨界”，学校有超过100个研究所或实验中心，鼓励各类跨学科的交流。Media Lab就是其中最有代表性和最有趣的一个，夸张到成为MIT旅游的一个“景点”。
在MIT，只要你敢想，没有什么不能“跨”，而有创造力的跨界往往又能石破天惊地开辟出全新的领域。
福里斯特曾经是研究旋风计算机的负责人，也是磁芯存储器的发明者。他在MIT工作了几十年，“流窜”到过好几个不同专业的实验室，最后跑到斯隆管理学院担任教授，把工程学科的观点应用到人类活动中，用计算机模拟社会问题，形成了现在的系统动力学观点。如果无耻地套用现在时髦的词儿，那就是最早“人工智能”的萌芽啊!
无独有偶，“不务正业”的大学教授在另一个创业重镇“硅谷”也大有其人。斯坦福曾经有一位牛人叫约翰·秋宁，维基百科说他是著名的作曲家、音乐家和发明家。他在1972年用计算机合成了人类第一首合成音乐，并创立了CCRMA(音乐与声学计算研究中心)。在1994年过期之前，曾拥有斯坦福历史上第二赚钱的专利。2015年，纽约大学一位教授为此写过一本书，书名就叫《创新之声》。
然而教授去做申请专利、投资、咨询、开公司赚钱这种“不务正业”的事情，至今在国内大学还是一个讳莫如深的话题——孔夫子说的“传道、授业、解惑”里面可没有说教授本人要“撸起袖子亲自干”啊?
面对这样的争议，MIT历史上有几位关键人物起到了重要作用：一位是曾经担任过副校长的范内瓦·布什。这位布什虽然跟总统没啥关系，但同样是位“大神”级人物：他有六个不同的学位，做过发明家、科学家、教育家、政府官员，还投资过企业，其中一家叫“雷神”(不知道雷神的朋友需要自行脑补军事常识)。
这位“大神”旗帜鲜明地制定了一个“五分之一规则”，允许MIT教授们每周用五个工作日当中的一天来参与企业咨询或创办企业挣钱!他的“身体力行、一马当先”毫无疑问鼓励了一大批教授将自己的科研成果与社会需求有机地结合了起来。
还有一位二战前担任MIT校长的康普顿，虽然自己没有创业，但建立了学校教授研究相关的专利制度和一个巨大的风险投资基金(ARD)，为教授和校友创业提供资金。有了政策的允许、制度的保障和资金的扶持，那些以实验室研发为基础的高科技创业公司就真的“雨后春笋”般迫不及待地冒出来了!
看点03
打破创新边界，改革是王道
在“创新-创意-产品-需求”的发展链条中，跨专业协作、创业课程体系(超过40门创业相关课程)、创业孵化机构、产业界协同、资金链扶持成为不同阶段转换和衔接的推手。
记得两年前我在MIT做访问学者，因为个人兴趣，我如饥似渴地在一个学期选了5门创业相关课程去旁听，由此仔细分析了MIT的创业课程体系和师资，发现他们的创业课程师资中，有斯隆管理学院正式身份的老师占比只有一半;而在他们的教师中，教学类的教师占比又占到了一半，其他邀请来的客座教师遍布各行业，不乏许多顶级的投资人。
反观国内的创新创业，一批挣扎在职称评选和各类考核财务报销下、没有创业实践经验的教授，要给一群为了拿必修学分对外部世界浑然不知的应试教育熟练工去讲授创业课，也算是个“奇观”了!
客观地讲，在政策和媒体的推动下，我们有了一大批热血沸腾的创业者。国家推动建立的各高校创业课程体系(一度要求全国本科生必修创业课)，铺天盖地的创业比赛，街头巷尾遍布的创业孵化器和重创空间，各类孵化基金和后续的资本……但是，唯独少了最前端的创新，尤其是技术创新。
如果不能在制度上鼓励大学教授更多参与实践、体制上不能有效打破学科边界、管理上不能化繁就简让学术主导，那么我们的创新创业就只能是政策驱动下的“运动”，而非自洽的生态发展。
央视播出的《创新之路》第四集曾经提到过一个细节：在1815年，一位叫韦伯斯特的律师收到诉状，私立的达特茅斯学院被曾经资助过的新罕布什尔州政府要求从私立改为公立，而学院要求保持私立。最后最高法院裁决支持达特茅斯学院的主张。节目中有一段话掷地有声：该案成为影响美国最重要的25个司法大案之一，为国家不允许干涉大学奠定了法律基础。
创新需要打破边界、跨界合作，在不违法的前提下尽可能鼓励以兴趣为起点、允许失败、宽容叛逆，而不是用各种边界和规章制度来束缚，这或许是我们的大学目前急需改进的。
- 作者简介 -
- 孙金云 -
孙金云博士，专长于企业战略、创新创业等领域的研究,教授复旦EMBA 《战略管理》课程。十余年来，他带领复旦管理咨询公司团队，服务了包括欧莱雅(中国)、E-bay、上海贝尔-阿尔卡特、麦当劳等200多家企业组织，是中国较早期介入管理咨询行业的实践者。
